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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動中國當代藝術音樂發展的創意工程】 文化創意產業發展論文

來源:花樣生活 時間:2019-06-01 點擊: 推薦訪問: 中國 中國10大避暑勝地 中國專利

  首次見到《中國新音樂年鑒2009》(上海音樂學院出版社出版,錢仁平主編。本文中以下簡稱《年鑒》,其他年鑒則使用全稱以示區別),是在2011年5月北京現代藝術節期間,那時該書剛剛出版,還帶著油墨的清香。筆者立即被該書獨到的學術眼光、“及時”的選題和精美的裝幀強烈吸引,在北京的賓館里用了兩個晚上的時間一氣讀完全書,受益匪淺。至2012年5月,《年鑒》2010卷如期出版,總頁碼竟達550頁,比2009卷的第317頁篇幅增加多達70%,信息量更大。筆者讀來深有感觸,覺得這一浩大的學術工程實在值得頌揚,是以作此文,記敘自己對已出版的兩本《年鑒》的感受及對后續出版的期待。
  一
  中國音樂的發展無疑應該以大量的音樂創作作品為根基。社會對中國音樂的關注似乎更多地集中在中國傳統音樂、當代流行音樂以及少數已獲得廣泛認可的當代經典藝術音樂作品之上,而更多的新創作的藝術音樂作品,則一向甚少被關注。由于樂譜出版難,演出少(多在專業音樂院校內部或學術會議上,未推向社會市場),這類新作品往往只在專業“圈子”里流行,有關的活動報道也常常僅限于地方媒體及個別的報道綜述,不能讓人形成整體印象。因此可以說,除了少數知名作曲家及其作品,中國當代藝術音樂一直處于“默默”的發展之中。社會大眾,甚至中國音樂界,可能不知道有關當代中國藝術音樂“我們在做什么”以及“我們有什么”。《年鑒》的出版全面梳理中國各地乃至海外各年度有關中國新音樂的創作與活動,向全社會展示中國新音樂的整體狀況并做出完整清晰的檔案記錄,可謂填補了“空白”,彌補了缺憾的創意之舉。
  例如,2009卷的“年度創作”與2010卷的“專業創作”欄目由各地的音樂學者撰寫的各專業音樂院校及海外華人新音樂年度創作與活動述評,囊括了作品創作、演出、學術活動等信息,全面地展示各地的成果與特色,尤其是部分文章中以列表統計各項成果目錄,一目了然;“專題項目”記錄了當年度各地舉行的有關中國新音樂的重大活動與項目,例如2009卷包括北京現代音樂節、北京國際電子音樂節、中央音樂學院的德國當代音樂周、上海音樂學院的當代音樂周、國際電子音樂周、中國交響樂世紀回顧及歷屆中國交響音樂季紀事、首屆全國音樂分析學學術盛會、第四屆“帕拉天奴”杯作曲比賽、《中國當代作曲家曲庫系列活動》述評等內容;2010卷除上述北京、上海的音樂節活動外,還包括2010上海世界博覽會文藝表演綜述、“上海之春”創辦50周年綜述、徐振民交響樂作品音樂會與研討會、新加坡“趙季平作品專場音樂會”等各類活動的述評。僅此兩項就讓筆者讀來不禁慨嘆“不看不知道,一看嚇一跳”,原來中國各地還是有那么一群作曲家在堅持藝術音樂創作、原來中國新音樂領域還是很熱鬧、很精彩!這是多么令人鼓舞的事情。
  《年鑒》的欄目設置可謂綱目清晰、完整全面。上述帶來大量信息的兩個欄目中,不僅包括中國各地專業音樂院校以及北京、上海兩大中國音樂藝術中心的主要活動,還包括香港、臺灣、澳門以及海外華人的中國新音樂活動綜述,讓讀者全面地了解“中國新音樂”在不同地域的生存與發展狀況。筆者最為印象深刻的是從《年鑒》2009卷讀到臺灣2009年提出《樂典計劃》,記錄臺灣當代作曲家譜寫的美麗樂音(146頁),這與中國大陸從2006年即開始的《中國當代作曲家曲庫》計劃異曲同工(2009卷,第251—255頁)。兩者在遴選標準、活動內容等方面是否可以相互借鑒參考而共襄盛舉?“人物訪談”欄目收錄訪談者與部分作曲家的對話,2009、2010卷就收入對高為杰、葉小綱、郭文景、張勇、何訓田、金湘、王寧等當代中國作曲家的訪談,還包括與懷納、拉赫曼等國際知名作曲家的專題對話。在采訪者與受訪者的精彩對話中,閃爍著作曲家的創作心得與音樂觀念。這一欄目讓筆者深受鼓舞的還有獲悉上海音樂學院圖書館的“華人作曲家手稿典藏與研究”項目進展順利,在取得階段性成果的同時認真學習與審慎借鑒國際先進數字化保存的學術理念與技術標準,積極研討、制定既便于信息交流、科學管理又具有中國特色的數字化保存標準(2009卷,第280—286頁)。這一工程也具有開拓性的意義,必將對中國音樂文化的傳承與發展產生深遠的影響。
  “文獻綜述”欄目則包括年度音樂創作評論綜述、作曲與作曲技術理論研究狀況綜述、國際文獻視野中的中國新音樂等內容。尤其是《國際文獻視野中的中國新音樂》一文,從學位論文、期刊評論和出版三個方面對各年度中國新音樂在海外的發展狀況進行文獻梳理與總結。作者從眾多的外文文獻中梳理提煉的述評文字,讓我們知道中國新音樂在國外的生存與發展狀況以及外國音樂學術界對中國新音樂的關注度與主要觀點。作者在結語中提出的建議“重視作品出版;重視音樂會評論與學位論文;重視作品與人物的譯介”以及文末“中國新音樂在海外,傳播比研究更迫切!”(2010卷,第505—506頁)的呼聲,更深刻地引起筆者的共鳴——若干年前筆者在歐洲留學,就親歷了在圖書館找不到中國當代音樂作品的樂譜與音響、中國音樂家盡管在國內大名鼎鼎但國際上很少有人知曉的尷尬,不能不說這很大程度上正是我們對當代中國音樂文化的傳播不力的結果。
  二
  音樂界人士看到該《年鑒》,首先想到的自然是由中國藝術研究院音樂研究所主編出版的《中國音樂年鑒》,這套已連續出版多年的叢書已經成為中國音樂大事述評的重要工具書。兩者有何異同?《年鑒》能否有所超越或者說形成自己的特色?筆者認為,兩相比較,各有千秋,而《年鑒》從一開始就以明確的定位,形成了自己的鮮明特色,主要體現在:
  1.限定選題,大幅拓展了紀事的深度與廣度。《中國音樂年鑒》兼顧了年度音樂事件的方方面面,可謂全面系統,但正因為此,對于音樂的某一領域或側面的記述與評論可能缺乏深度與廣度。《年鑒》與之相比,多了一個“新”字,就將選題范圍明確地限定在當代中國藝術音樂,從而可以在這一領域紀事的深度與廣度上大有作為。例如《年鑒》的“專業創作”欄目,不僅囊括九大專業音樂學院、還包括部分師范大學音樂學院/藝術學院、香港、臺灣、澳門、海外華人的新音樂年度創作,分別由當地相關音樂學者撰寫,保證了資料的完整性與準確性,這種做法使得該欄目的文章所提供的信息是由一人撰寫全國各地情況綜述之類的年鑒文章根本無法企及的。打個或許不太恰當的比喻:《中國音樂年鑒》是一本有關年度音樂的“通用詞典”,人們可從中查找到很多有關年度音樂的信息,包括“中國新音樂”詞條,但其解釋不可能全面與深入;而《年鑒》則是一本有關中國新音樂的“專業工具書”,人們可從中獲得該領域盡可能多與深入的信息。從這個角度看,《年鑒》的出版可作為《中國音樂年鑒》的有效補充與深入,成為各年度“中國新音樂”的專門工具書。   2.出版迅速及時,強調時效性。年鑒作為記錄某一領域年度活動與成果、每年出版一次的書籍,也應該強調時效性,即能夠迅速及時地出版會更好。這樣,年鑒起到的作用將不僅僅是過去事件的資料檔案匯編,更能對現在以及將來的發展起到及時的借鑒參考作用。但由于年鑒內的文章常常是各方面的綜述與評論,編輯組稿復雜、作者寫作費時,如果再加上經費不足等問題,常常導致年鑒出版的嚴重滯后。在這一點上,《年鑒》在2012年5月就能出版2010卷,編輯部的工作可謂“雷厲風行”,而還能保證較高的稿件質量與精美的出版裝幀,更是難能可貴。它與《中國音樂年鑒》在文章時限上還有一個顯著區別在于:《中國音樂年鑒》每年的卷本基本是記錄上一年度的事情,例如2008卷記述的是2007年度的內容;《年鑒》則記錄當年的事件,例如《年鑒2009》記錄的正是發生在2009年的事件,以此類推。相比較而言,筆者更喜歡《年鑒》的做法。在出版時間可能嚴重滯后的情況下,如果每年卷本記述的還是上一年度的內容,很容易讓人造成一種時間的錯覺,年鑒僅僅成為一種對“過去”的檔案記錄,失去了應該具有的對“現實”與“未來”的指導作用。
  3.圖文并茂,增加了閱讀吸引力,能更好地保存史料。《年鑒》中對重大音樂活動和音樂人物,配合文字還使用了大量的圖片,包括海報、證書、活動現場、人物照片、譜例、圖示等。這些圖片資料在很多同類音樂書籍中都是少見的。印制成本高昂這是可能的原因之一,但它們以形象生動、圖文并茂的形式增加了閱讀吸引力,對于更好地保存史料,也顯得尤為珍貴。
  三
  《年鑒》的2010卷與2009卷相比,也充分顯示了年鑒編輯部一種不斷自我完善的精神。本文開頭提到的篇幅上的大幅增加只是表面,更重要的在于內容編排與欄目設置的調整與完善上。例如,在2011年的北京現代音樂節期間,筆者向《年鑒》的主編錢仁平先生毫無保留地轉達了我對該書的喜愛以及2009卷“年度創作”有大陸各地、香港、臺灣和海外華人但獨獨缺少澳門篇章的少許遺憾。《年鑒》2010卷就有了一篇有關中國新音樂在澳門的綜述,從而在體例上達到了完整。在欄目的設置上,2009卷的“年度創作”、“重大項目”、“專題訪談”在10卷分別改為“專業創作”、“專題項目”、“人物訪談”似乎體現了一種深思熟慮,在表述上更貼切適合一些;2010卷更增設“年度觀察”,分“十大新聞”與“大事記”全面記錄中國新音樂領域當年度的主要事件。
  當然,《年鑒》的欄目調整也還存在空間。例如“專業創作”專欄似乎還是不能準確概括該欄目的特色,因為其中的絕大部分文章涉及的不僅僅是創作,還有展演、學術研究等內容,或許改為“年度各地報告”更合適?2010卷增加的“年度觀察”中有關中國新音樂的“十大新聞”與“大事記”,是以什么標準遴選上榜,需要有個交待。此外,《年鑒》的所有作者均未注明工作單位等信息,盡管“圈內人士”可能知道大部分作者的“來頭”,但如果能加上相關信息——如果由于編排體例問題而不方便在每一篇文章中注明,至少可以在書末增加一項“本書作者簡介”,便于讀者與作者的聯系,豈不更符合當前學術出版的慣例?
  吹毛求疵,實乃愛之心切。《年鑒》的出版是當代中國藝術音樂的福祉,也是一項需要持之以恒的長期的系統的工程,切盼《年鑒》辦得一年更比一年強!
  代百生 博士,澳門理工學院藝術高等學校音樂課程主任,副教授
  (責任編輯 金兆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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